张 虹
南京财贸学院经营到八六年前后，已经难以为继了。当时，全校教职员工都在为学校进一步向前发展在思索，在寻求。大约是1987年元旦前夕，徐慕春书记、李双成副院长来到我家，谈及让我陪李院长去北京，为学校上划做疏通工作，并告诉我，课务已经安排好了。这事对其时南京财贸学院的每一位同志来说都是一件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事。元旦后我们成行了。在北去的列车上，李副院长告诉我，我们与审计署办学的申报，与新疆石油学院一起，没有批准，理由是“国家财政支出偏紧，高校上划目前不予考虑”。当时，我们沉闷了好长时间，深深地感到此行的压力。
抵京后，见过李副审计长，当晚就到易智峻同志家，（智峻是我的学生，其时任田纪云副总理的秘书），将“第一次申报”的前后情况如实告知。他首先认为江苏办这样一所院校还是很有必要的，并表示可以帮助我们作一些具体的运作，还提议要搞一个东西，请有关总理去批。至此，我们没有多逗留，直接赶到李副审计长家中汇报了情况。经商量李副审计长提出，请吕审计长给两位副总理写信。离开时已是夜十时许了。翌日晨，给智峻电话通报了情况，他说这个办法很好。
第二天上午十时许，李副审计长来到我们房间，告诉我们，他拟撰的信稿，吕审计长已经收下，并答应由他出面写信。这时，我们清楚地知道李副审计长为了办南审，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
吕审计长的信也是在晚上写好的。第三天下午，智峻让我亲自送去中南海。
在等批复的日子里，李副院长带我去拜望署人教司司长，此乃一次礼节性拜访。在上楼梯时，李要我摘下校徽（当时出门戴校徽，传说可以防小偷，我是依此为趣而为之），说署里在办学选址上有分歧意见。见了司长，他直入主题地说，批文你们见了吧，现在我们这里一点点办法也没有，你们既然来了，可以到国家教委去看看。
在等批复的日子里，除跑中南海外，就在太平路的部队宾馆等，当时审计署就是借用这家宾馆的三、四层办公，李副审计长在三楼上班，我们在一楼客房住，故李审计长有时间也来我们住处谈谈。记得有一次谈到选在南京办学时，他是这样讲的，在全国看了不少地方，后来选了三个地方，即广州、上海、南京，经全面考察，感到广州偏远些，上海的校址太分散，南京适中，南财可塑性较大。最后确定南京是署领导班子定的，我到南京谈具体事宜，是执行署领导班子的决定。
在等待的日子里，还得知北京市财贸学院的“攻势”也上来了。北财得知南财上挂没有批准，他们有三、四个同志（其中有后来调入我院的程能润教授）三、五天就来审计署一次，谈他们学校上挂的问题。“攻势”之猛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国家办事比较统一，南财的日子困难，北财的日子也不会轻松。这就给我们带来无形的压力，如果我们没有突破性进展，将会被他人取代。那几天，李副院长和我们心情沉重而复杂，讲话明显减少，心里的压力，尽在不言中。但这种压力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次申报只能成功，不能再出任何差错。直到后来有了“突破性进展”，北财才偃旗息鼓。
等到第七天，好消息出现了。两位副总理批示吕审计长信函的印件传到了审计署。主管财经口田纪云副总理，是圈“请李鹏副总理批示”，主管教育口的李鹏副总理的批示是“请国家教委考虑”。这个“复印件”对审计署的震动不小，经办此事的同志也感到惊讶：其一，五天内得到两位副总理的批示，是前所未有的“高效”。因为给各位总理的文件，一般情况下都通过国务院秘书局转各总理办，再经过两位秘书批办，才能到总理的文件夹中；其二，两委一部批复不同意的墨迹尚鲜，就取得两位副总理可以“考虑”的认定，实属“难得”。这是一种职业思维。而李副院长和我却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后的喜悦和快慰，是看到学校上划有了转机的希望。
在接到“复印件后”，李副审计长在他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会，出席者有马怀平、赵耿、李双成和我。他面带笑容地说：老李和张老师来了以后，申报工作有了新的进展，现在由你们组成一个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刘建初做联络员，并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国家教委和财政部。
在易智峻同志安排下，我们拜访了李鹏副总理与国家教委的联络员老吴。（当时李鹏兼国家教委主任，故设此官）。记得在中南海西北门进去的小会议室里接待了李双成和我。他对我们的工作情况很清楚，并表示他只是负责联络，一定会把意见及时传递，还告诉我们，国家教委已经见到两位副总理的批示。
李双成通过关系，我们找到了国家教委副主任刘忠德（原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家中，他非常谦逊、厚道，是一位没有 “官味”的高干，见到我们南京去的人，似乎还有几分亲切感。当天他刚从丰台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完报告回家。他说现在高校发展的形势是整顿，准备压缩掉五、六十所高校，部属高校将下到地方，故现在“上划”是不可能的，你们的要求只能想个变通的办法来解决，还不能急，马上要办也不可能。刘主任的讲话，完全是在为我们着想。我们在十二万分感激之余，也意识到办成此事尚需时日。在以后的日子里，跑刘主任家跑了多少次已记不清，有时还会扑空，大概是跑的次数多，他家老保姆是江苏人，跟我们也熟悉了，她知道刘主任是否回家的情况，从此就没有扑过空。但刘主任住北百万庄，离太平路很远，当时没有条件打的，署里派车也不方便，一般我下午四点多一点就得吃好晚饭，去挤公共汽车。有时乘车较顺利，赶到百万庄只有六点多，怕打扰刘主任的晚餐，只有在楼下转转。当时的天气很冷，常在零下10度左右，那时一心为了学校的前程，正在竭尽全力攻关过隘，这些苦楚也就置之度外了。
大概在我们去北京两个月左右，徐慕春书记有些急了，催促我们，其时我们在北京比谁都急，生活上也有诸多不便。有一次在刘主任面前流露出来了。主任安慰我们，这事急不得，如果现在拿出讨论，无疑还是否定。副总理有了批示，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做好了，才能讨论。刘主任为办南审的一片苦心，可见一斑。
财政方面的工作“久攻不克”。有了两位副总理的批示，最后的结论为将来考虑财政拨款。就在这个时候，李副审计长很坦然地说，没有财政拨款，先由署里挤几百万，把学校办起来，待条件成熟了，再办财政拨款。李副审计长卓识远见和坚定信心，给我们以极大鼓舞。这就是我们能把南审办起来的关键所在。
南京审计学院的初期，是一所标准的联合办学形式的学校。具体的说：审计署出资金，国家教委给招生指标，学生来源江苏省安排40％，审计署在全国安排60％。
在两委一部否定南审申报以后，我参加重新申报工作，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然而我们成功了。现在回忆起来，这个成功是一种团队精神的胜利，而这个特殊的团队，大家不论职位高低，不讲尊卑，不辞劳苦，相互关心，一心一意地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有些事至今难忘，如当时学校经费不宽裕，在北京奔波，除了请人帮忙硬着头皮“打的”外，基本上是赶拥挤的公交车，每当李副院长找到座位都是让我坐，我不大好意思，他总是说，我比您年轻；有时为了等“消息”，日子过得乏味，李副院长提出陪我去承德旅游，因时值冬日，未去。然而，他的心意，让人欣慰。
又如李审计长为了表示署领导对重新申报的重视，要看望易智峻和刘忠德同志。看智峻，李审计长是枉驾而行，记得约在西单一家普通的饭店，花了四十多元，后来越想越寒碜，然而审计长却不以为然。约会刘忠德时，刘主任很谦虚，他一直表示，“应该我去看看审计长，别让他来。”后来经再三说明，纯属礼节性拜访，感谢刘主任对我们的帮助。这两次拜访对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极大的作用。可见审计长的考虑是何等的细致缜密。
又如因当时署食堂伙食不太好，为此，星期天审计长常邀我们去他家吃便饭或吃饺子。当时大概是一种本能的需要，也不懂得客气，不怕打扰审计长的休息，有邀必去。后来，我们常说起审计长做的“色拉”，其水平实在不在宾馆饭店之下。我们之所以会这样，是与审计长的平易近人不无关系。
尤其是春节后，赴京前夕，我突然发烧，本想让李副院长先去，而徐慕春书记又到我家里，请我和李同行，这时徐已很急了。我到京已天黑了，到宾馆我就躺下了，李副院长和孙革新去审计长家中报到。他们回宾馆带来一锅审计长现做的稀饭，一瓶扬州酱菜。并对李院长说：“我们家乡感冒了就吃这种热稀饭。”的确是这样，吃了热稀饭，出了一身汗，人顿时轻松了。当时我的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几件区区小事，足见这种特殊的团队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南京审计学院的“申报”从否定到得以肯定，使一所中国独一无二的审计学院在长江之畔，钟山之麓得以新生。
在事过境迁的今天，回忆当年申办的艰难历程，还是蛮有意思的。现在南京审计学院的事业蒸蒸日上。祝愿南京审计学院早日腾达于全国名校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