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03年4月21日下午，本书编辑组专题采访了原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正厅级）、现为省“国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李双成同志，他在86—88年间，任南京财贸学院副院长。是原南京财贸学院“上划”为南京审计学院艰辛历程的见证人。

  大学毕业，我就在南京市财政局工作，来南京财贸学院之前是处长，市委组织部任命我到南京财贸学院当副院长，是提拔。当时不到40岁，血气方刚，积极性很高，但财政工作是我的长项，搞教育是弱项，所以在学校工作了两年多，88牟8月就调任江苏省财政厅综合计划处长。在校时书记是徐暮春，副书记是王继华、万本道，教学副院长有我和赵钧炤，行政副院长是宋业成。
    在南京财贸学院的两年，面临三个困准。一是没有财政拨款的教育经费，在省教育委员会，我们是“榜”上无名；在市教育委员会，我们也只是开开会；二、因为是职业学校，招聘老师很难；三是学生毕业分配不出去。困难重重、存亡悠关。南京市委刘峰副书记、省政
府金逊副省长，先后退到二线，二老从事业出发，决定必须给这所学校找个出路。
    刘峰同志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老领导，从大局上考虑以后，找我谈话，大意是说：“小李啊，你在北京读的大学，同学很多，去找找，想想办法，找个部委作挂靠单位。南京需要经济人才，但是目前养活不了这所学校。”从此，我就开始了北上之行。
    我先后到北京跑了不止10次，加起来在那里住了不止二个月。延续时段一年多，学校“上划”成了我的主要工作，空下来才去抓抓教学。
    上北京，我的客观条件是有一大批校友和同学，比如李金华副审计长和易仁萍同志，都是比我高三届的校友。分散在其他部委厅局的还有许多同班同学；主观上就是胆子大，现在回想，以我当时的职位。通过工作，要去说动那么多的部委厅局领导人，以至国家领导人，谈何容易。所以整个上划过程碰到的问题都是一个“难”，首先是咱们学校太穷，没有交往经费。虽说大家都是校友、同学，总还需要有些人之常情、你来我往吧?可当时我收入不高，有一次上北京，没东西拿，就把年节中亲朋好友送的鸡、鸭、香肠都背上，人家帮了那么多的忙，不能空手拜访。审计署要送给咱们学校一批图书、资料、教学设备，价值几十万元，由我同总务处的吴斌、张学凡、戴荣祥，开了大客车从北京到南京，路途上硬是颠跛了三天。学校“换牌”还有一个困难是竞争对手太多。从南到北，比我们条件好的学校有的是，因此要把审计署的教育基地定在南京、定在南财，非常不容易。我们换上了“南京审计学院”的校牌，审计长和人教司司长马怀平参加了1987年首次全国招生的开学典礼，全国唯一的一所审计院校正式成立，开创了审计专门教育的先例。
    第三次闯关，是二委一部。审计署为了使我院教育经费能列入国家计划，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务院财政部发去了申请文件，但很快就得到答复，大意是：“国家财政支出偏紧，高校上划目前不予考虑。”照常规讲，此路不通就算走到头了。但是在责
任心的摧动之下，又排开众议，继续努力。在不停的跑动中，结识了原东南大学党委书记、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刘忠德，和原财政部预算拨款司司长项怀城(后升任财政部长)。在他们帮助下，终于找到新的契机。现任中国开发银行副行长的易智峻同志，当时是田纪云副总理的秘书。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是我院语文教研室张虹老师的学生。此后，国家教委方面有刘忠德同志的理解，财政部方面得到项怀城同志的支持，我和张虹老师七进中南海，就请易智峻同志呈送信件、传达信息。当时的田副总理和分管教育的李鹏副总理都在文件上签署了同意的字样，使学校上划一事从此获得真正转机。不久，财政部第一次主动电请吕审计长前去商讨教育经费问题，最后把“不予考虑”几个字改为“三年之内由审计署筹措资金，自行解决，预期三年以后，财政支出有所宽松，然后正式列入国家教育预算”。
    学校上划，对于南京财贸学院来说，是头等大事；而对于国家教委来讲，确属可有可无的一桩小事。事情总算办成了，要感谢的领导和朋友实在是很多。省里，我们有全逊副省长，市里有刘峰副书记，院内有徐暮春为首的班子作后盾；在审计署，我们有吕培俭、李金华审计长的全力支持；在国家教委和财政部，我们有刘忠德和项怀城 两位部委领导的大力帮助；在易智峻同志协助之下，终于下情上达，使我们得到李鹏和田纪云两位副总理的具体关照。学校得以上划，我也完成了任务。
    在这里，让我引发出许许多多的感想。其一，说明一个人、一个单位、或一件事情，你的条件即使较差、基础较弱，只要肯努力，其结果经常是事半功倍；其二，“人在事先不知难，人在事中不知怕。”还真是这样，如果事前、事中早先就知道要如此艰辛难办，早就给吓退了，而且不管从哪一步上退下来，都是情有可原，也不会落下什么埋怨；其三、现在回过头来看，南京财贸学院上挂审计署这条路是走对了。当时正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还有许多路可走，我们和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管理总局、以及南京大学都洽谈过归属问题，还有东大等其他院校都考虑过。相比之下，尤其在国际接轨、国际交流这一块，审计事业的发展优势是独特独有的；其四、南京财贸学院碰上改革开放年代的好政策，是十分幸运的，没有这种大环境，那是无从谈起的，所以我们既要感谢众多、几乎有点数不清、记不清的好领导好同志，更要庆幸这个时代带来的好运气；其五、当年最辛苦的是两件事，一是街上没有“出租车”，就是有也坐不起，那就得不停地转车、不停地跑路；二是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话又很少，整天待在招待所等接电话不敢走开，百无聊赖，曾设想到“关禁闭”大概就是这个滋味。一等不是十天就是半个月，有时侯看到树上、房上有喜鹊叫，心情也能好半天。设身处地体会了“度日如年”一词的含义是个啥味；其六、有付出就有收获，虽说吃了一些辛苦，还是值得的。一是，使我得以在上层机关受到磨练，后来还听说审计署人教司，在内部开会时还表扬过我，说这是李双成对事业的“执着”精神；二是，许多领导和朋友，就因为我这一点耐劲，受了感动，交了朋友，时至今日，仍然电话不断。项怀城同志，一见面最乐意讲的一段话就是：老李啊!你别忘了，在审计学院上划的时候，我可是帮过你的忙啊!
    （以上文字根据李双成同志口述整理）

　　　　　　　　　　　　　　　　　　执笔：赵长旭
　　　　　　　　　　　　　　　　　　2003年4月22日